子丘谈世事时所说的“仁”，与虎娃谈修行时所说的“仁”，是两个概念。虎娃所说的仁更接近于“偏私”之意，天道恒常，不独因谁而存；而子丘所说的仁更接近于“所需”之意，每个人需要或希望他人如何待自己，这便是“仁”的由来，进而演化成每个人该如何待人，首先是身边的人，再推广到天下的人。
不仁不孝，何以言祭？不知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亦不知如何对待给予自己一切的先人，不知如何解决世事真正所需，在子丘看来就不配谈什么祭祀，更不必宣称自己信奉什么。人从来不因为信奉什么神而变得更高尚，高尚只在于德行修养，能实实在在的解决世事所需。
子丘又接着说道：“伯禹大人领天下各部治水，便是功德圣行。残害民众之水妖，在伯禹大人面前，也配自称淮神？请问尔等，当追随于谁？”
子丘今天不仅是来审问四位伯君的，更是来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把话说清楚，让众人都明白道理。有不少部族因淮神之故，甚至不愿意随伯禹为治水出力。无支祁做了什么、伯禹又做了什么，该追随于谁、尊崇什么样的圣行，难道还不清楚吗？
子丘是侯冈的弟子、皋陶的学生兼助手，他对伯禹和无支祁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他告诉在长众人，该受尊奉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神怪，而是真正的功德圣行。在后世，皋陶同时被法家和儒家尊为圣人，伯禹则同时被墨家和儒家尊为圣人，便源于此。
无支祁兴风作浪、残害部民，不是应该祭奉的神灵，而是要斩除的祸患。人们面对这样的强力威胁时，有时不得不无奈地屈从。但这并不代表要改变内心的正念，因为那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更不是人们所需求的。
在后世，某些宗教或某种宗教中的某些教派，也会宣扬这样一种带有胁迫意味的思想，重点不在于“若信奉我能得好处”，而在于“若不信奉我必遭祸患”。
要注意教义中微妙的区别，若仅仅是一种对行止的规劝，比如劝人莫作恶，若作恶会下地狱之类，倒不在此列。若仅仅只谈信奉，宣称不奉我便会受祸、奉我则既有得亦有德，在子丘看来便是贼德，与无支祁及那四位伯君同流。
贼德之人、贼德之事，后世多见，而先贤早已言之。
子丘今日之言，既是伯禹叮嘱又是皋陶所教，代表了一种文明思想的启蒙。上述的那样的教派，后世在中华之地也多有散布，但始终未成主流，概因中华文明以及文化传统的源流在此，圣人启蒙已久。
子丘今日所言也代表了一种对待鬼神的态度，后世很多外来的思想、宗教、学说传入中华时，人们看待以及改造、吸收它时，态度更接近于哲学而非神学。
子丘的话说到这里，众人皆离座而拜道：“我等当追随伯禹大人治水、必尽举族之力！”
子丘亦起身还礼，然后退到了伯禹身边，换成伯益坐在了案前。伯益取出了一本羊皮制成书册，又命人在空地上摆了一面沙盘，沙盘上显示的是淮泽治水成功后的地形地貌。现在要谈正事了，还是老套路，先分配治水成功后的收获。
伯禹有言在先，还是那两个原则，首先是已迁徙的各部族自愿迁回旧地，其次是按各部族治水时出力多少划分利益。伯益还宣布了另一件事，伯禹大人为了对抗淮泽水妖，要组建十阵军队，将来衡量为治水出力多少，这是最重要功劳。
涂山氏大人起身道：“那些水妖神通广大，据淮泽深处，寻常军阵又如何能敌？”
这也是在场其他人都想问的问题，抽调各部精锐及高手组建军阵，也没有办法在淮泽中与水妖作战。世人所谓的水战，向来是乘坐战船互相攻伐，对手也还是人。
伯禹大人终于开口道：“面对妖邪之祸，若什么都不做，那无支祁将永远祸乱淮泽。组建十阵军马虽不能入水擒妖，却可在岸上踞守、护佑各部民众。水妖手段我已见识，虽可结阵兴风浪扑上近岸，却难以登上高陆。那些妖邪若离水上岸，大多神通难展，军阵应可敌之。”
伯禹的计划，就是要各部先从能做的事情做起，不再信奉无支祁，组建军阵在岸上防守，让水妖难以深处内陆为祸，更不会再给它们任何好处。
涂山氏大人当即表态道：“伯禹大人之言甚善，我涂山部愿出四阵。”
芈连亦起身道：“彭铿部愿出两阵。”
十阵军马转眼就解决了六阵，剩下的也不必别人再认领了，商章部、鸿蒙部、兜户部、犁娄部本就是当地势力强大的部族，伯禹直接下令，让他们各出一阵。这不是对这四部的处罚，而是给其部民一个戴罪立功以及向水妖报仇的机会。
对这四个部族的处罚，当然不能只抓四位伯君，凡是参与罪行的部族高层，都要收监处置，拿下四位伯君之后，相关人等其实都已查问清楚。但参与那两项大罪的毕竟只是少数高层，还有一些部族高层并未参与，甚至对君首的做法很不满。
伯禹今日当众处置四位伯君，交将事情挑破之后，这四部民众亦感震惊和惭愧。伯禹先将有罪的人都抓起来，再让其部族另行推选一位君首，负责抽调精锐高手各组建一支军阵。将来中华天子是否还要追加什么处罚，就看其部民接下来的表现了。
中华之地的军阵建制与巴原不同，一支军阵就是百人。在受洪水袭扰多年之后，抽调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