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己方官兵们奋勇冲杀向日军，但蒋纬国还是忍不住又一次心生感慨：这些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社会最基层，在和平时期，他们只是通过辛勤劳动换取微薄收入、艰难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在战争时期，他们却是保卫这个国家的最庞大的群体；而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达官贵人们以及他们的二代们，本是从这个国家里获得利益最多的一群人，但在这个国家需要保卫的时候，他们中又有几人挺身而出？伟大啊！中国的人民！想到这里，蒋纬国心头既涌起暖流也泛起辛酸，他后来在重庆“买了”几座山，用于竖立阵亡在这场战争里所有中国军人（包括民间抗日义士）的单人纪念碑，每块纪念碑有三平方米大，上面镌刻着一名为国捐躯的中国人的姓名、生卒时间、籍贯、所属部队番号、主要履历和功绩。战争结束时，几座山上密密麻麻尽是石碑，数量几百万。蒋纬国知道英雄最怕被遗忘，英雄也不该被遗忘，他通过这个方式让国人和后人永远地记住那些伟大的同胞。
蒋纬国举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眺望着一公里外的飘扬着太阳旗的三墩镇。虽然以“蒋二公子”的身份亲自带队冲锋具有极强的英雄主义色彩，但蒋纬国不会干那种傻事，他顶多只呆在预备参战的第二梯队里，但这已经非常振奋军心、鼓舞士气了，毕竟再怎么苛刻挑剔的人也不会认为已经处于日军机枪射程边缘的蒋纬国非得跟日军零距离拼刺刀才不是作秀。蒋纬国的身后，准备进攻的部队正在紧急地准备着、集结着，上至团长郑洞国下至普通士兵，每人都分发了几张纸和一个大信封，即将投入战斗的官兵们都写下了留给家人的遗书，并把手表、手帕之类的小东西或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跟遗书一起放进信封里作为留给家人的遗物纪念品，上百个照相师在队伍间忙得不可开交，给官兵们拍照。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照相馆满城林立，蒋纬国重金聘请了上百个照相师来给官兵们拍照，官兵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张照片极有可能就是自己的遗照了。照相师人群里有一位叫郎静山，他是《申报》记者，也是中国第一代摄影记者里的佼佼者和领头人，并且他还是中国摄影学会创始人和中国摄影学的先驱，“密密麻麻的国军将士漫山遍野地坐着，个个都在埋头写遗书！这场面是何其的雄壮！何其的气吞山河！壮哉！我中华军人！壮哉！我中华儿郎！”他在事后热泪盈眶地这样说道。
队伍集结处钢盔如星、刺刀如林，第128团和第813团由于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加上时间紧张（因为不知道日军会不会有后续部队在沪东突然登陆），因此部队三路攻打、全面进攻。蒋纬国看着整装待发的部队，他心情又激动又伤感，激动是因为他也开始热血澎湃，伤感是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些军人注定有很多人会死，或马上会死，或今天会死、明天会死、后天会死。“哪有什么和平崛起！哪个国家的崛起道路不是用异国人和本国人的尸骨铺成的！”蒋纬国在心里叹息着。
“建镐，跟弟兄们说些什么吧！”郑洞国走过来向蒋纬国发出提议。郑洞国知道，自己进行战前动员的效果远不如蒋纬国，因为蒋纬国身份“高贵至尊”，并且蒋纬国“非常会说”。
蒋纬国没推却，他大踏步地走到队伍前方一个小土坡上，几千双眼睛一起看着蒋纬国。蒋纬国举起一个高音喇叭：“弟兄们！我不想说废话，我就说两点，第一，我们要杀光这个镇子里的所有日本人！让他们为看不起我们、侵略我们付出代价！第二，死去的兄弟请安心上路！我蒋纬国保证你们家人会一辈子吃得饱穿得暖不会被欺负！并且我会为你们每一个人都修建纪念碑，把你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让所有的中国人和子孙后代都知道你们的名字！知道你们的英雄事迹！弟兄们…”蒋纬国情难自已，眼睛里涌起了泪花，他绝非逢场作戏（他在西安见蒋介石时都没哭出来），而是真真切切地受到了眼前这些即将用自己生命铸就国家胜利的同胞们的伟大精神的影响，他想高呼一句战斗口号，但有些哽咽，同时也有些“卡词”，因为蒋纬国发现战斗口号需要语气腔调具有冲击力的爆破音，用词也必须要气势恢宏。这时，四个字猛然间涌现在蒋纬国的脑子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怒目厉声地握拳振臂大呼：
“奉天杀贼！”
后来曾有人专门地分析了蒋纬国的这个独创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包含着两个特殊含义，一是“奉天”，国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抵抗外敌的天赋职责，因此为“奉天”，二是“杀贼”，这个“贼”字极强硬地贬低了日本人的侵略者身份，按道理，日本人是跟中国人地位平等的“敌”，但蒋纬国称其为“贼”，完全把日本人视为“扰乱中华的蛮夷贱类”，折射出蒋纬国和蒋纬国的部队在精神上蔑视日本人的一种大无畏魄力和大中华主义式的狂傲豪气。
“奉天杀贼——！！！”气吞山河的口号声犹如火山咆哮般响彻在沪东大地上。
淞沪会战跟平津会战一样都激烈异常，相比而言，平津会战是非常壮烈的，因为大批地方杂牌军视死如归地与日军拼死血战，而淞沪会战则是非常惨烈的，因为大批中央军嫡系部队前赴后继地与日军殊死搏杀。在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