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数百名侦察兵和特种兵的搜索探路，第77师的夜袭敢死队一路快速而隐秘地前进，在凌晨三点多抵达目标地点的北部，呈现在他们面前是一片烟与火组成的焦土，无数被烧得只剩下光秃秃树干和一些较粗树枝的树木，犹如无数鬼怪般密密麻麻地汇聚着，遍地倒满了枯木焦炭，积满了草木灰烬，偶尔可见到烧焦的鸟兽的尸体，大火虽然基本熄灭了，但余火星星点点，映照得夜空和烟云闪耀着暗红色的光亮，并且浓烟滚滚，被暗火继续烧着的树木冒出乌云黑雾般的浓烟，昏天暗地、遮日蔽月。穿过这样的地带，火焰的威胁其实并不算大，虽然火焰带来高温和缺氧，但真正的威胁还是浓烟。
“弟兄们，按照计划，准备五分钟！”孙天放吼道，然后点起一根香烟。
方先觉笑着道：“旅座，别吸烟了，等一下你不想吸都要吸，满鼻子都是烟，空气里都是烟，老烟枪们要有福喽！”
刘峰岭深深地吸着火场边缘的空气，由于刮着北风，火场的烟气都被吹向南方，所以火场北边的空气还算是比较清洁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这辈子喘的最后一口新鲜的空气。”刘峰岭苦笑着，然后戴上防毒面具。
敢死队员们纷纷戴上防毒面具。
南京军素来高度重视化学战和防化学战，几十万前线部队基本上人手有一个防毒面具，虽然蒋纬国不确定苏军是否像日本人那样拥有大量的化学武器，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南京军在苏联战场上的部队还是严格地装备着防毒器具。此时，敢死队员们自然都携带着防毒面具，并且携带了很多的湿毛巾。在正式踏入火场时，官兵们都在附近找被大火融化开的泥坑水坑，跳进去反复打滚，把身上的军装和棉衣都弄得湿透。在北亚的寒冬里，棉衣本是用来保暖的，但此时，棉衣的作用是浸透水后防火、抵御高温。官兵们捂得十分严实，双手也都戴着手套，防毒面具里戴着口罩，脖子上扎着毛巾，但手套、口罩、毛巾跟身上的衣裤一样，都是湿的。
“前进！”孙天放第一个走进了火场，方先觉跟在后面，用戴手套的手拉着孙天放的武装带，后面是刘峰岭。官兵们都这样，排成了几条蜈蚣一样的队伍，后面人拉着前面人的武装带，依次地向前走动。每支队伍最前面的官兵都拿着指南针和手电筒，因为浓烟太稠密，加上此时是夜里，更加是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即便打开手电筒，也照不到几米远，空气里漂浮满了不计其数的灰烬微粒，把手电筒光柱阻挡得严严实实。官兵们基本上都闭眼睛走路，因为队伍最前面的官兵睁眼看路（其实是看手电筒，根本看不到路），后面官兵只需要拉着前面官兵顺着前面官兵走就可以了，睁开眼睛也没什么用，周围黑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并且钻进防毒面具里的烟尘还会刺激到眼睛。
三千南京军敢死队员以“下火海”之势进入了火场。
刘峰岭在事后叙述道：“...这个过程真的很痛苦。开始时，为了防止衣服被余火给点燃，我们都把浑身弄湿并且抹上了很多的烂泥，使得我们就像一群会走路的泥人，这里可是北亚，并且还是寒冬，我们立刻感受到原本保暖住热气的衣服变成了冰箱，寒气就像钢针般刺进来，皮肤完全跟湿漉漉、冷冰冰的衣服粘在一起，刺骨的寒意钻到了骨子里，冻得我们纷纷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短短几分钟，北风一吹，我们从泥人变成了泥俑，浸透泥水、抹满烂泥的衣服冻得就像古代军人的盔甲，硬邦邦的、沉甸甸的，就好像把我们装在陶罐里，冰冷彻骨，身体都冻得没有知觉了，特别是关节部位，衣服冻成了一块疙瘩，腿差点儿没法弯，胳膊肘差点儿没法拐，我们互相开玩笑，这样倒好，披上铠甲了，苏联人子弹打过来也不怕，因为我们刀枪不入。出发后，我们的动作非常笨拙，就像一群木头人在走路，膝盖没法随意弯曲，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我苦笑，如果苏军此时发现我们，我们简直就是一群毫无还手之力的活靶子。不过，这个情况很快就被改变了，走入火场后，我们慢慢地感受到，我们的‘铠甲’开始变软了。我们横穿的地带原本是原始森林，被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树木都被烧成了木炭，没有可烧之物，火势自然大大降低了，但余火和暗火还是很多的，我们就像一块快自动走上烤架的烤肉，脚下和身边都是在慢慢燃烧着的木炭。由于烟熏火燎，空气不但浑浊肮脏至极，并且温度很高，一百度没有，起码七八十度，部分余火暗火比较旺盛的地方肯定有几百度的，热腾腾的空气慢慢地融化了我们已经冻结起来的衣服，我们走得越来越自然，关节处的冻结首先被解除了，然后就是全身，接下来，我们走得‘十分舒服’，因为原本裹着我们全身的寒气逐渐地变成了温气、热气，被空气给加热了，弟兄们人人浑身流水，那是事先浸透衣服并且跟衣服冻在一起的泥水被融化了，原本冻得结结实实、犹如石头的烂泥也重新变成烂泥，簌簌地从我们身上掉了下去，但再接下来，我们就走得不舒服了，因为热气的温度逐步超出人体感到舒适的范围，变得热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