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诗歌跟爱情一样，就是偶然发生的事情。那一瞬间，触了电，就有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灵感。诗是有神性的，正常人也有天才和疯子的闪现，那是遇上了爱情；文人如果冒出天才和疯子的情绪，就用诗歌记录情感。
但唐朝不一样，有许多的人把写诗当成职业，几乎每天都在创作或走在创作的路上。这是什么情况？排除粗制滥造的东西外，那些屡出精品的诗人，难道整天都处于疯疯颠颠的状态？这种人要么有巨大的破坏性被人消灭，要么被自己的敏感折磨到早死，是不可能以正常状态生存于世的。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这些人都是天才。或者降而求其次，平时是人才，但偶尔发些疯。要不然，无法解释全唐诗上万首，它们产生的来源。
偶然发生的诗歌产生了偶然出名的诗人，这不奇怪。张若虚，那个写《春江花月夜》的人，估计还有其他职业，写诗是业余爱好，偶尔发疯，写了这首千古绝唱，就成了一名伟大的诗人，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是正常的。
也有天才中发疯频率比较高的人，比如李白。他有可能是故意装疯，一是为了逼出自己的灵感，二是为了给自己的诗歌找出一个庸俗的理由，以适应大众给他的人设。他装疯的道具是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在唐朝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皇帝的艺术家气质，才有李白这种装疯的人的存在。那么，他为什么装疯呢？
透露一个小秘密，当代极极小众作家孙甘露说过：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弄得一官半职，难免要舞文弄墨一番。
李白本来到长安求职，是要当官的，而且决心要当大官，以施展平生志愿。谁知道，皇帝不欣赏他的政治，只欣赏他的艺术，所以，就有点不得志，就爱喝点酒，有时装点疯，属于消极反抗、自找解脱的意思。这就像足球运动员，点球没踢进，假装脚抽筋；禁区搞假摔，回头怪裁判。
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就故意不配合。对小孩子来说这是撒娇，当然对伟大人物来说不敢这样侮辱，只能说李白有点小调皮。
我猜想，李白大概是这样估计的：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结果，他失策了，皇帝并没有给他糖，封他官。他当了几天京城娱乐明星后，就在宫廷过气了。也难怪，人家玄宗根本没把你当孩子看待，你乱折腾没用。李白这就尴尬了，喝酒这个道具不能丢，丢了就有欺君的嫌疑，又不能成为待业青年，于是就以写诗为职业了。喝酒继续，寻找发疯的感觉，为诗歌找点灵感，久而久之，喝酒成了习惯，这就是他在江湖上的logo，或者叫做差异化卖点。
李白的人生对他本人来说是失败的，但对我们后人来说又是成功的，一个职业诗人完成了他的初心，成仙，成了后人口中的“诗仙”。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在佛教中，这种境界，《愣严经》有记载：飞行仙。
杜甫显然不同，他更多的是正常人。不管从历史记载还是从诗歌自述中，没有他疯过的记录。他最疯狂的记录是这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欲狂，也是没有真狂的意思。那么，他就是天才吗？也还不一定。他早年在长安，最多算个县处级干部，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才能。早期也不因诗歌著名，没有出人头地。那时的杜甫，最多算个人才。你想想，按我的推理，如果不是疯子，那得是天才，才能以写诗为职业。所以，他的爆发是后期的事。
时代造就了他的天才，素材造就了他的诗歌。
一个有诗歌创作经验或者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奇怪的灵感写出奇怪的句子，那么得有奇怪的事实写出奇怪的故事，反正，不雷人，不成佳作。
杜甫就生长在这个奇怪的时代。他刚出道时，正值大唐盛世，虽然没享受过富贵，但也见证过荣华。他虽然官不大，但也算能够挤进娱乐粉丝圈，收集了够多明星的签名照片，甚至留下了电话号码或qq群。要说，经历是最好的老师，这不假。与高手混久了，自己也成了高手，这话极其适用于杜甫。他与李白见过面，并且进行过长谈，估计是小杜对酒席买的单，这也正常，顶级明星来吃饭，是给你面子。按今天的行情，你请明星喝酒，还得倒找他钱。当时还比较朴实，没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况且，当时杜甫也没多少钱。
前面说了李龟年等人，杜甫也是接触过的，这些艺术巨匠的风采和作派，自然转化了杜甫的气质，他早年在长安，得到了顶级的艺术熏染。
当然，素质是素质，效果是效果。能把才能变现，是你的幸运，是时代造就的。
他碰上了安史之乱，长安繁华散尽、朝廷人设崩塌，小杜随如蚁人群，挤入了逃难的大军。极度的贫困和漂泊，造成极度的痛苦，痛苦出诗人。
他的诗歌胜在素材。当时的社会巨大的变迁，就是他最好的素材，千载难逢，他成了千载难逢的诗人。他只需要忠实记录现状、忠实记录感情，就够了。他用诗记录历史，记录自己亲自体验过的巨大落差的人生，这就够了。
我们知道，对比是所有艺术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杜甫的人生就是巨大落差的对比，杜甫觉得时代在开玩笑，当时的人民活得就像一个笑话。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都和人的感情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