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苏此时问到：“庄哥，此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我们要致富，更准确些？”
大家都看着我，我回答：“要和能，一字之差，内涵区别巨大。对于小苏你来说，要致富肯定准确些，但更重要的是，确定能致富的信心，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
“我也只想到要致富上，你说的能致富，是怎么考虑的？”李茅也提出疑问，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解释。
“国强民富，是正相关的，不要说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就是国外的发展，这也是共识。在这点共识上，所有兴盛的王朝和其他国家都有，对今天的中国，不具备特殊性。所以，我们要致富，不算是特点了。但我们能富裕，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今天中国的独特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具备这种迷之自信，非常少见。正是这种自信，中国在保持中华传统的情况下坦然地面对世界，我们利用了西方的现代化，但没有被西方彻底改造，这是真独特。”
大家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不理解，但也看出大家对我的说法有兴趣。有兴趣就好办，不理解，可以打比方。
“我来举例，在座诸位，假设极端化我们的特点，就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我和李茅，可以称为保守派，无论怎么现代化，我们都想保留中国文化的某些基因，我们熟悉这个、我们习惯这个，当然我们有时也维护这个。这个保守，虽然也想富裕，也想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和富裕，一定是想做一个富裕的中国人，而不是想做一个世界公民。”
李茅点点头：“我不算保守，但我父母那一辈，是真保守。他们只想做中国人，不那么富裕，也可以忍受。”
“而然然和妍子呢？可以称之为现代派。只要能够现代化，做哪国人并不特别重要。这是世界公民学派，当然今天的所谓现代派，主要是指西方派，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的一切，都代表着现代化，所以，对西方文化的信任多一些，亲近感强一些。对中国的传统怀疑多一些，反思多一些。”
然然说到：“庄哥是打比方，用的是极限法。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崇拜西方，但我父母，却是极度的西式生活迷，尽管他们没在国外生活过。”
“然而，小苏夫妻俩，是实用派，只要能致富，管它中西，努力挣钱。所以，我和李茅、然然和妍子，折中自己的倾向，向你靠拢，我们成了合伙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要致富。”
小苏笑起来：“那我们就是中间派别哟，所以大家才向我靠拢？”
“不，你不是中间派，我们三类人都隐约有个特点，内心相信我们能致富。我们相信政府能带我们致富，我们自己能够挣钱，对不对？”
小苏的夫人说到：“要不相信能挣钱，我们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济呗。政府要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发财，要个体户干什么？全是国企大集体，平均分配呗。”
“精辟！”我不禁大加赞赏：“你说到根上去了，政府对民众有信心，民众对国家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不很特殊吗？”
妍子也说到：“是啊，发财还是要在中国啊，我在国外读书，有本事的，很多都回来发财了。我这没本事的，也算是试着赚了点小钱。”
然然也说：“对的，如果我在国外，就这几年，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概率太小了。”
“那么，这种国家和民众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而来。第一，从历史的对比中来。近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对世界摧枯拉朽，化的日本，在工业化面前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完整而彻底地脱亚入欧，完全西化，进入到工业文明。抗日战争，是两种文化的对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决。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们幸运地熬过来了，我们虽然有点侥幸，但毕竟没有完全丧失文化根基。抗美援朝，我们虽然惨胜，但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机。这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不能简单否定了。但这些历史对比和经验，起码让我们没有简单地抛弃中华文化的特点，至少，它还有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毕竟胜过，对不对？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受过五胡乱华的冲击、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礼、经过满清入关的考验，不也存在吗？因为，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允许革新发展的文明，所以，对外部冲击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生存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李茅问：“这就是你所说易经的特点：生生之谓易？”
我点点头：“从哲学和思想基础上，中华文明就给变化留下了空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第二，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是的。同样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财容易呢还是在国内发财？国内。我们全面开放，引狼入室，我们被吃了吗？没有。在我们民众富裕的过程中，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愤，还发生过学潮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比以前几十年富裕得多。挣钱的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分配，这是政府的事。但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个是发展，这可以做到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