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示儒术内用黄老，好像是一个定论，我并不这样认为。
说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离不开儒家与道家，儒家是对老百姓的宣传，而道家，却是帝王内心的选择。
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很像是一种道德要求。帝王，拿它来规范等级秩序与社会规则，有着使百姓均为顺民的意义。而道家的黄老之术，却深入帝王内心，以阴阳平衡来处理国事。
看起来，这有点道理。儒家讲道德典范，当然，臣民们如果这样做，肯定好统治。况且，在儒家对国家治理最主要的经典《尚书》来说，也反映了治理模式和等级秩序。
从管理学来说，一个人如果大权独揽，那么，他所管理的对象，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管理十人，已经到精细化管理的极限了。从朝廷这个政府机构而言，帝王只需要管理最主要的十个诸侯，而每个诸侯也只不过管理十个郡县，以此类推。于是洪范有从都城向外五百里是一个管理层级，再向外五百里又是什么管理方式。这是适合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道理的。
所以，在管理模式，儒家的思想，其实也是进入了帝王内部组织关系的。但是道家，更像是帝王的术。如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明显是道家无为思想作指导。再如，从理论讲，皇帝是希望大臣同心同德来辅佐的，但实际很难做到。于是，大部分皇帝，都希望在主要大臣树立对立面，让他们两人争风吃醋，皇帝作为间人，可以游刃有余了。
在历代宫廷，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两个刺头和打报告的小人，这种人不容于社会，但容于宫廷，因为，这种人正是皇帝需要的。他需要这种人夹杂在大臣间，起一个鲶鱼效应，以使大臣们保持警惕和戒惧。这也是道家阴阳平衡之术。
我在部队的时候，指导员说过一句话：“一个单位，总是先进，没有后进，也不行。”我当时不太理解他的意思，现在明白了。没有落后，先进显示不出来。没有先进，落后带动不了。在部队这个高度整齐划一的集体，都需要差别，更证明了阴阳平衡的重要。
其，历史，最重要的分水岭是汉武帝。他祖是以道家无为思想发家的，景之治，是以不治而得到天下大治。积累出大量的财富和国力，此时，汉武帝的进取作为之心来了。
帝王也一样，有钱烧包。
他在政治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因当然不仅仅是看到儒生对他山呼万岁，得到心灵刺激和心理满足而已。而是他想建功立业，成为圣人的体现。
他独尊儒术，当然也在成圣人的路越走越远。从而违背了首家的基本政治思想：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当然，他的功绩很大，打败了匈奴。但是耗费也大，最后下罪已诏。
国历史有一个怪的地方，当国弱民贫、内忧外患时，总是首家人物来拯救国家，皇帝也尊崇道家思想，精兵简政的实践，让自己最终变得强大。
但一旦强大了，儒家思想想内圣外王的冲动，总是让皇帝们跃跃欲试，让历史又走入下一个轮回。但是儒家思想的作用，如果用来稳定社会关系，倒也起作用。但用来拯救万民百姓于水火，恐怕有点勉为其难。
道家人物出来时，总是天下大乱时。如诸葛亮，如张良，如刘伯温。儒家思想风行时，总是天下太平时。我不知道，其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但我隐约觉得，得天下与坐天下，是不是逻辑不同。
但仅用儒道两家来形容统治历史，太过简单草率。如法家，几乎贯穿了国二千年历史，写历史的书生大多是儒生，没有特意点明这一点。但我们看历史的人，不能被他们骗了。
法家思想，对国几千年统治，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虽然因为焚书坑儒的行为，让天下的儒生骂了他几千年，但是，他所运用法家思想来统治国家，却被后代一直默默继承了几千年。
如郡县制，打破了周代以来的分封制，国以宗庙为代表的贵族阶层，此没落了。孔子所提倡的宗庙，在后代，已经无法长久存在了。如秦法典，从郭店楚简的字来看，事无巨细，均有法可依。从墓主人的笔记来看，当时执法，也很严格的。
其实，纵观几千年历史，从始皇之后，基本没有朝代真正完全实行了孔子提出的治国思路，只不过是个道德宣传而已。如果你真这样做了，要么你是道德高尚，要么，不是假是傻。
法，是建立在对付小人的基础的。而儒是建立在对付君子基础的。而统治阶级所面对的人，大多是小人。所谓小人，不是指道德，只是指财产和地位以及在社会的处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没有对利益关系调整的法律，说多少道德，也没多大作用。
当然，最是小人的手段，莫过于兵家了。除了孙子兵法，有人把它当哲学来读，但其的阴谋鬼诈，根本没道德可言。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也经常被朝廷使用。
兔死狗烹，在历代开国王朝里，大杀功臣，都是惯例，也是兵家思想的运用。兵者，诡道也，如果没有阴谋，难道我打仗前，还要先通知你，我下一步该怎么打？
军事行动是政治局势发展的最终阶段，所以，所有政治，都有兵家的痕迹。谁说只有儒道？
但墨家却真正在帝王之术绝迹了，那变成了民间最重要的宗教。小团体，讲义气，为兼爱而非攻，为探索而实验。试想，如果墨家进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