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座没开始前，大量的听众，已经开始在会场外的走廊上，谈论开了。
“你说，房价增长速度，重庆明显干不过成都，难道我们这就白直辖了吗？”说这话的人，好像是个商人模样，听他话的人，仿佛是个官员，官员手上拿着一个玻璃水杯，泡的是普洱茶，还好，不是枸杞。
“王总，你话说的，我都无言以对了，你的楼盘不也赚了钱嘛，给你那低的地价，你只算差价就行了，还不嫌够？”
官员的说法，显示出亲密的程度，看样子，他跟这个王总非常熟悉了。
“你说得对，差价，只能算过得去。我是在想，我们重庆的地价，为什么不炒热它呢？”
“你这就显然是不知足了，政府控制是一方面，重庆这个现实，有其他很多原因的。”
“其实，我觉得重庆这个现实，我是一家之言啊，你别见怪。我们政府要开一块地出来，挖山填河的，比成都的成本高多了，他们那里，用石灰划个框，就可以卖地了。”
这话说得，周围好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确实，如果按开发成本来算，地价是最主要的成本。而重庆整理出地皮的成本，的确是远远高于成都的。
这时，出来一个很有风度，穿西服的人，好像是个老师，因为他提的包上，还印有学校的名字。
“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也许有平均收入的差异，也许有供求关系的差异，也许有政府思路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咱们重庆的市情，一个大城市建在山上，本来就展不开，周围还被贫困的山区所包围，这个现实，或许决定了，在重庆搞房地产，制约因素太多。反正，我也没闹清楚，听听今天的讲座吧，或许他给我们有启发呢？”
这个教授所说的理由，官员们和商人们，肯定都想过，他说了，等于没说。
光说可能性，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的。教授也自动退回到人群之中，觉得自己的发言，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
有一种人搞学术，利用辩证法的诡辩技巧，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强调，好像很全面，其实没观点。这种官话什么时候传染到学术界，我不知道，但习惯很让人讨厌。
比如，有人说，工资低了，这是不好的。但他会说：工资低了，当然不好，但是，也有好处，比如你学会了节约和低碳生活。
比如有人说，孩子调皮，不听老师话。他会说：孩子调皮不认真学习，是不太好。但是，调皮，说明他身体好，精力好，甚至是有创造力的表现。对不对？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不讲道理。这种不讲道理在于，他总是说，凡事都是有好有坏的，不要那么计较。那么，不计较就不是问题吗？倒底是好的占多还是坏的占多呢？如果不说出一件事的主要特点和倾向，我问你干啥？
这种两方面都说的人，不仅混淆是非，而且态度很恶劣。别人问你问题，是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你这种两面都说，戴着辩证法的帽子，实际是否认问题的存在。
会议时间是准时开始的。主角上场了，他的形象本来也经常出现在媒体之上，进来时，大家的掌声还是比较热烈的。
他开始客气了一番，这是礼貌，随即就开始了正式的演讲，就已经区别于大多数讲座了。
大多数人开讲前，总要说，这是我一家之言，我是来学习探讨的，请大家多提意见。但他没有这种托辞，只是直接开始。
他的开头，就与众不同。
“各位，闲话休谈，书归正传。来之前，大家预先给了我十几个问题，我不准备一一回答，我按我的套路，讲清楚几个问题，大家估计就有些答案了。”
这典型是以我为主的打法，在下面如此之多的官员、成功商人、学术人士面前，直接了当地讲课，毫不啰嗦。
“第一个问题：楼市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直接进入问题，这种讲课方法相当简捷，是我喜欢的方式。
“我当年之所以成立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它是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有需求，就有市场。简单点，就是能够赚钱的，事实证明，我也赚了钱。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正确了。我相信，在座的人，要不是房地产开发商，要不是政府官员，要不是相关学术界人士，都是楼市兴盛的受益者。这样大的受益面，通过结果，证明了我当年判断的正确性。而大家知道这个判断正确，但心里却总是恐慌，为什么呢？解释不了。人们总是对自己不太理解的东西产生怀疑和恐惧，这是人性。”
他这一段说辞，让人佩服。人们在兴奋中担心，肯定是不知道原因和理由，所以总是怕。
“我当年判断有三个依据。第一，全世界所有国家，一旦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后，就会开始城市化。城市化的后果，就是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并且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东京是这样，伦敦是这样。尽管为疏解大城市人口，日本和英国也做了些逆向的政策，但效果证明，那些政策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规律。”
此时，下面有个人举手，好像要提问，主讲人点了点头，请他提问。他站起来，我一看，就是开始前讲话那个政府官员。
“请问一下冯总，美国或者一些欧洲小国，为什么没出现大城市化呢？他们的居住人口，好的地方，大多在郊区。”
“问得好，你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担心的特例。当然，今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