獐牙和獐牙勾形器，应该是对牛图腾的符号化；也就是以一个简单、抽象、而又贵重的东西，来代表牛图腾，以象征部落首领的身份。
《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神农氏的图腾为“人身牛首”。而神农氏为当时的天下盟主。东夷氏部族尊崇神农氏的牛图腾，是神农氏部族的文化，以盟主之地位向东夷氏部族发生影响的结果。
而龟甲，应该就和红山文化遗址、凌家滩文化遗址中的“无足玉龟”一样，是代表部落首领的身份。只是，大汶口文化中的龟甲太多，又没有像“无足玉龟”那样经过精雕细琢的加工，所以，就没有“无足玉龟”那么神圣和庄重。
这也许是显示，大汶口文化的极权意识不强，没有一个集权中心。
所以，他们每个部落的酋长，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本部族的首领，当成“四岳”岳主之一，从而享有龟甲，以显示自己四岳岳主和部族首领的身份吧。
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八角星纹图案。这些龟甲和八角星纹图案，都表明了，大汶口文化所在的东夷氏部族，曾经和共工氏部族一样，也是与伏羲氏部族进行过生死决战。
他们，也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中的“四极”之一。而拔牙、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泰山石敢当”等风俗的流传，就是他们与伏羲氏部族进行过生死决战的后遗症。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对应的，是“天下结盟”之后的神龙时代，年代为距今600-5500年。
中期对应的，是黄帝部族崛起，神农时代向黄帝时代转化的阶段，年代为距今5500-4800年。
晚期，则是蚩尤氏所领导的东夷部族被黄帝部族战败之后，臣服于黄帝部族，却还没有被黄帝部族所同化的时代，年代为距今4800-4500年。
从早期起，大汶口文化的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都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之骨骼。墓地中，常发现随葬的狗和猪。
中期以后，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用猪随葬的墓，占到1/以上。有的墓中，随葬的猪下颚骨多达2个，表明中晚期的养猪业，已经十分发达和兴旺。
渔猎和采集生产，这时候仍然比较重要。遗址中，有獐、斑鹿、狸、麋鹿等野生动物的残骨。很多遗址中，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之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bǐ shǒu；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
在兖州王因遗址，还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水生动物的骨骼同弃于垃圾坑中，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集体捕获比较凶猛的大型水生动物。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晚期的氏族墓地中，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
这一时期，灵魂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的头朝东或朝北，可能是表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海上。
而后来胶东半岛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可能是表示，这些人是从内地迁徙过来的。
综合来看，大汶口文化是一种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氏族公社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化。而她的族群，则是北辛文化族群的后裔，是与伏羲氏部族有着历史过节、并且难以忘怀的、东夷氏部族的后裔。
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氏部族的生产技术，是发展得很快的。但是，他们在对于世界的深层次认识方面，在对自己部族的灵魂形态的塑造方面，显然是没有用心。
他们的本族图腾，是基于渔猎生产的海鸥。但是，不见他们像伏羲氏部族和神农氏部族一样，把自己部族的图腾，时刻放在心里，随时找机会去表现。
他们把獐牙勾型器作为权力的象征。獐牙勾型器所代表的牛图腾，与农业生产相关。这是受神农氏部族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这也就表明，大汶口文化的人们，不注重对世界、对人类存在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注重对自身主体意识的强化，而比较关注眼前的实利。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汶口文化的极权体制就十分微弱。
他们没有集权中心，所以，也就没有公共资源，去从事专业化的神性创作。而单个的部落，又没有能力，去养活一支进行能够专业之神性化创作的团队。这也就导致他们，只能够用龟壳代替无足玉龟。即便有少量真正的玉龟，在制作上，也无法达到精致的程度。
眼界的低下，精神的平庸，应该是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和共工氏部族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舞台乃至于文化传承中，消失的原因。
只是，他们居于东方，与强者相距遥远，共工氏部族在他们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