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结果就是帝国境内的城市急骤地膨胀了起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入经济更为发达的大城市。在1859年的人口普查中，维也纳的人口是49万，而到了187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54万，比二十年前足足增加了五倍多。
父亲终于死了，德维勒一家决定离开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的赫龙河畔偏僻、荒凉的小镇，去帝国南方的的里雅斯特投奔母亲的姐妹一家。
海德从来就没有后悔离开自她出生时就生活的摩拉维亚，整个童年她对这个家庭的记忆就是贫穷、饥饿、绝望和暴力，根本没有任何美好可言。父亲是个酒鬼，把他当织布工所挣得的微薄收入差不多都拿去喝光了，回到家中便会动手打骂妻子。母亲平日里辛苦操持着整个家庭，依靠当洗衣工和缝纫工来维持着五个孩子的生活。
有一年的圣诞节，母亲平日里积攒下来的点钱想为家人过一次稍微丰盛一些的节日，结果父亲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后，却因责怪母亲在胡乱花钱，高声怒骂着用斧子把圣诞树砍成了碎片。
因为常年的酗酒，父亲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在他临死之前，实际上已经没办法再从事劳动了，双手颤抖得厉害。家里连最小的保罗都必需去给人打零工，以挣钱糊口了。大哥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去工厂做工，之所以没有再小去工作是因为帝国的法律规定所有的儿童必须完成小学教育。
父亲在一个下午平静地咽了气，当时家里只有海德一人。她看到父亲大睁的双眼里似乎还带着一些对人间的留恋和不甘心，但是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父亲的葬礼过后，反而一家人觉得生活变得轻松了一些，不再象过去那样充满了阴霾。
不久之后，1880年2月，德维勒太太就带着一家人，离开了摩拉维亚这座偏僻的小镇，前往的里雅斯特去投奔她的妹妹。那里是帝国最发达的港口城市，她听人说在的里雅斯特很好找到工作。于是德维勒一家如同成千上万家来自穷困地区的贫苦家庭一样，涌入到了那些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里……
火车走了将近一整天，终于在的里雅斯特北郊的新火车站停了下来。
在斜阳的映照下，苍翠的群山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面对着一座完全陌生的地方，德维勒太太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不安，在跟随人流涌向站外的时候，一直紧紧拉着海德的手。
“杰西卡……”
桑德拉姨妈在站外呼唤着母亲的名字，姨父在一家化工厂里做工，从他们的穿着可以看得出，姨母一家在的里雅斯特过得也并不是很如人意。
海德他们一家在姨妈家的地下挤着住了三天。
桑德拉姨妈家和的里雅斯特成千上万的底层劳动阶层一样，居住在这座城市周边的穷人区——统一的五层红砖楼房，楼道和走廊里薰得黑乎乎的，只有两间房间和一个很小的厨房，却没有卫生间，厕所是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
第一次见到电灯而，且还有自来水，一大家人挤在如同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里面除了宽大的上下铺，几乎摆不下什么别的家具了。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海德说她当时很羡慕姨妈家的生活，直到后来见识越广，才知道这种住宅被称之为“棚户区”。
在的里雅斯特，拥有自家独立住宅的是很少一部分富人，中产阶级大多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高档住宅区，而在城市的边缘，大多居住的都是贫苦的劳动阶层。
这种统一的廉价“棚户房”也不是德维勒太太一家有权居住的，的里雅斯特市官方规定：只有在这个城市工作满三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申请购买这种官方出资兴建的“廉价房”，新来这座城市的贫苦人群只能是租房居住。
在这些涌入城市打工的外来人群集中的地方，贪婪的房东们则趁机向这些穷人们勒索高价的房租，而租给他们的也是和桑德拉姨妈家差不多的这种小公寓。有的时候这种两间一户的小公寓里，会挤着住进六房像海德这样的外来穷苦家庭。
后来在成为独立检察官后，海德才知道有不少这样用市政补贴为穷苦大众所修建的“廉价住宅”有不少落入到了一些官员和贵族们的手里。
海德一家从姨妈家搬了出来，就租住在这样的“棚户房”里，一户两间的楼房里一共住了四户人家。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住着将近二十个人，除了睡觉时间，许多人尽可能地在街道或是公园里消磨时间。
在这样公共的空间里，人们是不会有什么隐私的，在楼道里排队做饭和上厕所的邻居们不可能不认识——这样的楼房里大家每层楼都共用一间厨房来做饭，而且每房房间的门几乎是一直敞开的，在夜里也不关上。
不过在这样苦难的环境下，邻居们倒是很团结，如果谁家遇到困难，互相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在放工之后，妇女们轮流照看好几家的孩子。如果有谁家吵架或是打架，准会有一群人出来相劝拉架。
朱莉和保罗都无法去找工作，滨海区的规定是不允许招募十六岁以下的童工，保罗重新回到了学校，不过学习起来十分吃力。朱莉进了一家女子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学习的居然是电工。
大哥科维尔首先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了工作，其后是母亲，她进了一家服装加工厂作缝纫工，而二弟哈塞克则进了海军造船厂，海德则找到了一家在咖啡馆里当招待的工作。就这样，德维勒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