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秦，选拔官员基本会通过三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总计五个途径来展开。
这当中起点最高，升迁最快方式是“守书私卒”和“任子”，前者是给大官做私人秘书，后者是给大官做儿子，说白了，就是经由官方认证的关系户。
关系户们共同构成了秦朝官员体系的上层建筑，凡三公九卿，将相人杰基本上逃不过出身二字。
卫鞅曾是魏丞相公叔痤的庶子，李斯给吕不韦做过舍人，王氏、蒙氏、冯氏、章氏等等，大抵都是名将良臣的后嗣，就连后世为人所不齿的始皇帝司机班班长赵高，也流着旧赵王室的辉煌血脉。
六国一统以前，打破这种垄断的唯一方式是游说君王，毛遂自荐。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败在奏对，少部分人，如张仪、范睢这般才智高绝之士，一步步从客卿做起，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功勋来证明价值，最终挤进关系户的选拔圈子，成为了人人敬服的“官一代”。
将相有种，帝王天授，随着天下局势的稳定，没有一个好的出身，想要决定大秦帝国的走向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次一等的选拔方式则是招贤，方法同样有二，一为征召，二为推择。
有才之士名扬天下，为皇帝或贵人所重，征辟为官，此为征召。
有才之士名扬乡里，为地方所重，举荐上级，此为推择。
这是两种方法的字面意义。
但实际上，征召大多出于政治目的，比如始皇帝统一六国以后，就在天下征召儒生七十以为博士，这群人基本成为朝堂上的摆设，少数不甘于怀才不遇，并且多嘴多舌的还陪着方士们一道下了土坑……
但贵人们毕竟对百姓少有所求，还是有那么些人通过征召步入官场，并从此平步青云。
相比之下，推择的实际表现就坑得多了。
推择的标准有两点，一是才学，二是家产，才学乃无具之物，基层地方能看到得少之又少，他们更关心家产。
有财者举，无财者庸，这套手法充分维护了基层推举制度的客观和公正性，基本不需要充满主官判断的“推”和“择”，所以到了汉代，推择一词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听上去更为专业的“举孝廉”。
由上之下选材，由下至上举势，招贤一途，构成了秦朝官场的中坚力量，也就是郡县一级的掌印主官。
如果把大秦官场看做一个金字塔，皇帝自然是唯一的尖顶，关系户门雄踞上层建筑，有才或有财者共建中层结构，最庞大的下层官吏体系，则全部交给了公正、先进、而伟大的学室制度。
学室是秦朝的特产，其类型近似于后世的公务员培训选拔机制，以培养称职的法吏为最终目标，是秦人深入学习律法及文化知识的主要手段。
大秦在每县皆设有学室，以各地令史为师，每年招收学徒若干，其名额虽由各家乡学举荐，但最终的决定权一直握在三位掌印县官的手上。
学室每年的招收名额不少，而且门槛颇低，只要年到傅籍，略有学养，再辅以一封束脩，些许谢礼，基本都能找到合适的乡学挂靠，而县官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卡掉申请者的入学请求。
而在三年修学完毕之后，学子们只需通过考核，就可以正式上岗，并由此成为大秦的基石，也就是数目庞大，业务精熟的佐吏官员。
李恪的人生规划就是当官，严氏对他的未来期许也是当官，所以通过各种途径，他对大秦的官场体系颇为了解。
关系户是不必指望的，虽说他身上留着李牧的血，照理说也算是符合标准，但李牧得罪的老秦人太多，他家又家道中落到落无可落的地步，在有进一步的转机之前，他完全不存在职场竞争的能力。
学室也不行。
学室最大的问题在于耗时日久。
李恪仔仔细细计算过一遍，排除一切正面或反面的特殊干扰，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报考学室，三年时间学室毕业，此后年年课考为上，这才能以三年一次大晋升的速度，花六年时间走到学室官员的巅峰，也就是县佐、县尉之流。
这个过程需要耗时整整十一年，而在李恪的记忆当中，大秦这个短命王朝拢共也不过十几年的命数，眼下已经是第三年了，剩下的日子……是十年，还是十五年？
李恪回忆了好些天也没忆起来大秦是在什么时候亡的，他只知道在始皇帝死后，胡亥当了三年二世，然后大秦就没了。
于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那位如今听上去春秋鼎盛的始皇帝，到底还有几年好活？
祖龙死，天下崩。依照李恪的判断，如果想在乱世当中决定自己的命运，挟带领民逢源左右，他至少需要在一县之地说一不二。
一县之地，是他在乱世当中保证话语权的基础条件，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无论到时投奔项籍、刘季还是陈涉，亦或是选择为大秦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能做的都只是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技术宅来说，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他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这注定了李恪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学室上。
于他而言，学室只是步入官场的最后手段，而在这之前，他还有整整两年时间来寻找更适合的路子，这个路子，只能是招贤。
所以李恪曾绞尽脑汁，试图在扶苏面前全方位地展现自己，以求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然而李斯的阻挠却让他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