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回，高崎在派出所待了一晚上。
他和肇欣桐，无冤无仇，平时说话也挺好的，没想到这小子会干这种事情。
本来，告他也就告他了，人家为了公家的利益，也没什么。
可这小子做的也是一绝。知道高崎被派出所弄去，到晚上都没放回来，他竟然主动装好人，跑到派出所去给高崎送饭，还把高崎给好一个感动！
前脚告发高崎，后脚再跑来给他送饭装好人，这人心险恶到了什么地步？
那时候高崎在唐城还不出名，附近国企工人偷东西卖成风，派出所正愁逮不着典型，高崎送上门来，就准备拿他当典型了。
审他一晚上，高崎也感觉出不对味来了，就给他在刑警队的同学打电话，这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所长不认识高崎，帮忙的那几个协警可认识他。他第二天出来的时候，就有个协警偷偷告诉他，给他送饭的，正是告发他的那个人。
高崎出来，当然轻饶不了肇欣桐，吓得这小子一个劲给他磕头。冲在同在一个车间工作的份上，高崎才没跟他计较。
时代变了，人心也变得复杂而险恶。
肇欣桐这样的人，反而可以吃得开。
后来，他靠着巴结刘群生，一直做到一车间的主任。
分厂这些工人里面，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肇欣桐。所以，高崎对这些工人，除了知根知底的，没有什么好的感觉。
纯粹为了工人，他才懒得管这些闲事。
有了高崎为他要回来的八万块钱，又从那些分厂干部那里，要回了两万多，手里有了这十万块钱，孙继超算是有了底气。
他接手财务的时候，分厂账上，除了用来维持周转的六万块钱，其余就都是账。
这些陈年老账，别说高崎，连岳帆看了都摇头。有些欠账的单位已经没了，有些已经换了主人，都是些死账，根本没法要。
一个偌大的企业，仅仅靠着六万块钱在运转，也不能不说，刘群生还真是高手。只是每月为工人开工资，也得需要七八万块钱。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孙继超百思不得其解。
分厂会计告诉他，每月快到发工资的时候，会计做好工资表给他，他就会出去，说是去找其他单位要钱。发工资那天，他拿回来的钱，基本就是正好够发工资的。
市场经济时代，旧的财务制度，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新形势。刘群生手握分厂大权，这小子又聪明，他暗地里搞了些什么，连会计都没有办法弄明白。
刘群生手里，肯定还有其他不走财务这道关口的手段，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金库。
这种小金库，不动用法律和专业侦查手段，指望孙继超这些人，是无从发现的。
可动用法律手段，就需要证据。他没有证据。而且，总厂在与他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曾经暗示过他，过去的事情，最好一笔勾销。要不然，这个承包合同，恐怕也无法执行。
孙继超也不打算追究下去，有这十几万块钱，勉强凑合了。
接着，他就找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谈话，先对他们解释，他的这个承包，和其他分厂承包是不一样的。
其他房分厂虽然叫承包，可干部还是要通过总厂来任命，还是要靠关系网。
他这里不一样，是由他直接任命，跟总厂没有任何关系。
他用的，是真正为工厂着想，有相当业务能力的干部。
所以，他们这些干部，恐怕大多数人，以后就不是干部了。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最后，孙继超就对他们说，“去想办法活动上级，调离模具分厂。调不走的，我只能按工人对待。有工作能力的，我尽量安排。没工作能力的，就只能在家待岗。待岗期间，没有工资。分厂现在困难，也无法给你们缴纳养老保险。”
唐城量具的干部，都是分帮划派的。一个干部上去了，就带动他周围许多和他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一起上去。这人走的越高，他的亲信就越多，最终在工厂里形成一派。
刘群生上去，靠的是总厂一个副总，他也就算副总那一派。而他领导的分厂，包括下面任用的大多数干部，也都是这一派。
这些他任命的小干部，手下就又形成各自的关系网。哪天刘群生上去，这些小干部和手下的关系网，就会扩散到整个唐城量具，形成新的派系。
整个唐城量具的干部体系，就是靠着这样关系套关系形成的，不太讲究工作能力，只讲究你根上出自何处，是谁的人，是不是和他一帮。
如此上来的干部，也多是靠着不正当手段，按帮派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局。
所以，刘群生也算树大根深，不是他自己犯浑，搞出薛雪自杀这么大一个事件，他的地位，是轻易不会被撼动的。
孙继超不肯向刘群生靠拢，能耐再大，也上不去。要不是他有超强的指挥调动能力，把分厂最主要盈利的三车间，生产工作安排地井井有条，离开他别人玩不转，估计调度也早就给撤了。
生产模具，不像批量生产同一工件那么简单。所有的工件都是单独的，很少重复，交货期也都不一样。
这就对生产调度指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好的头脑和巧妙安排工件生产的能力，不是对这个行业十分精熟，是做不成调度的。
这个又要牵扯太多的专业知识，讲解起来过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