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五年的中国，如果说有谁不知道“工商部”的话，那他一定是孤陋寡闻至极，在两年前，工商部不过只是中央所属部门中的其中之一，而在“府院分治”之后，由国务总理亲自出任工商部的前提下，工商部迅速成长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其之所以名扬于世，却是因为其推行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政策1,。
“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经济模式”，这是李子诚在就任工商部总长之后，对那些年青的，从**公司抽调的上千名年青的事物官员们的讲话，也正是从那时起，利用政府同银行业的亲近，以金融为武器，借助**公司在全国的领头地位，工商部开始一步步的将整个国家的工商实业打造一个硕大无比的公司，并指导、规划着这个“公司”的发展。.
而工商部常用的手段就是行政指导，即政府通过“建议”、“期望”等方式向企业提出所谓指导，从而引导企业的经营和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在中国行政指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由于具有前瞻眼光的精英们制定的政策，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对企业个体也有好处，再加上优惠的诱导政策，使得政策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而这种指导方式的成败关键在于技术官僚治国，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吸纳进来。成功的产业政策并非完全由政府部门拍脑袋做出，还通过审议会制度借用了大量“外脑”，因此，从府院分治开始，工商部亦云集着国内精英，同时又聘请了大量的国外经济顾问，可谓是集中国智脑于一身。
也正早在工商部的指导下，国内的实业界对内精诚团结达成共识，对外则进行残酷无情的扩张。几乎是从民国四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生产的廉价纺织品、食品、轻电产品以及汽车、轮船、化工品大量涌入世界市场，而陷入战争困境的西方竞争对手在感到极度震惊的同时，却只能无奈的面对着中国制造对其市场的蚕食。
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从协约国供应商的角色中获得好处。它向各**队和民间市场提供了数十亿元的工业制成品等等。而工商省充分利用了这种繁荣。由于欧洲各国交战导致其工业资本退出中国1,。使得中国短期内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工商部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样扶持中国工业企业。它先是通过协调国内金融界向实业界提供数以亿计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国内的轻工业发展，随后以轻工业取得一定进展之后，又开始通过相同的手段，通过社会融资的方式促进重工业，如钢铁、造船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而在这些轻重产业公司建立时，因为其东主大都为旧绅。而不善现代企业管理，其大量聘用更年轻的毕业自专门学校的经营管理人员，新一代企业老板作为公司集体的代言人出现。公司所有人都为集体的成功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而埋头苦干。
为增强员工的忠诚意识和避免劳资斗争，企业和国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实行终身雇佣制。作为回报，工会接受工人工作日长和假期短的现实。公司取代传统的儒教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提供住房，介绍对象，支付养老金。国内最终将市场经济与传统的中世纪村落社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相对封闭的而且工业品供应紧张的国内市场上。国内的公司能够以高于国际市场数倍的价格从消费者手里赚钱。这样它们就能不受干扰地为发动出口攻势做准备。在工商部的指导下，中国公司选择了一些低价、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作为出口的主打产品。与此同时，在工商部的推动甚至刻意安排下。这些通过金融、生产而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企业集团，在市场上同样连通一气，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种种手段合伙排挤外国竞争对手，尤其是战前纵横于中国的各国洋行机构，从而达成对国内市场的垄断。
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工商部，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在国内实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工商部更是成为中国“最强力”的强力机关。这个可以直接干预经济、指导经济运行的机构，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作为其最初的办公位置——总理官邸地下室，依然是其心脏所在。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央机构，随着对市场干预、指导的强度的加大，工商部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着。在民国五年7月，整个工商部包括十数家附属局在内，近四千名雇员，而其中总共有两百多个科长职务，因为国务院官员任免条令的不同，总长一职固然是由总理任命，但是作为事务官员的“工商部次长”一职，却必须要从事物官员中选择，这意味着次长一职，需要从这两百多个课长中选择，而在其中，最有希望登上未来次官宝座的，是工商部内的三个课长：总长办公室秘书课长、总务科长和会计科长1,。
三位科长的职责，同民间公司的同名职务颇有差异，总务科长担任的诸如有关所辖行政的综合调整、规划等统治全局的核心工作，会议科长则担负编制工商部的预备算重任，而秘书课长所管的事物则有：机密事项和职员的职务、级别、任免、权限、惩戒、考勤、待遇以及其它的人事、培养、训练，同时他还需要保管总长、事务次长的官印，以及部机关印章，比起一般秘书性业务更为重要的是人事工作，而对于
来说，他的兴趣正在这里。
虽是凌晨，和其它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工商部官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