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的才俊追随，其中就包括了韩琦，富弼这样出色的人才，才让短短一年的时间之中，出了众多的变法。
追随者众多，反对的更多，为什么要变法，那是朝堂出了问题，北宋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王朝最为富庶的，人口和财富这两者已经说明问题了。
别的王朝，往往要到一两百年之后，才会出现问题，才会矛盾重重的，可是北宋，这才七八十年，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该拿到的东西的，并且逐步加大这个口子。
这个根源，是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彻底让武将放下刀兵，又成立了将门，他们在政治上面的没有了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只能够在商业，在财富上面。
同时，为了压制将门，赵宋无限的拔高了读书人的待遇，官家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如此，这些读书人之中，有一部分，也参与到了这个财富的瓜分之中，加剧了这个变化。
将门的迅腐化，巧取豪夺比比皆是，加上土地兼并，还有众多其他的问题，底层无法保护，就无法保持稳定。
范仲淹的新法，几乎是直至核心，对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权贵动手。
这些人包括了将门，还有读书人之中一部分，打击面太大了。
得到了仁宗的支持，范仲淹以枢密副使的身份，主持朝政，可以说，连相都无法挡住他的锋芒，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权贵，可能一家一户，没有范仲淹强大。
一般而言，这些欺软怕硬的权贵，是不太可能跟范仲淹直接冲突的，可是范仲淹是挖掘他们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岂会轻易的放手。
这些权贵，没有可能更进一步，这些家财，这些地位就是他们的全部了，范仲淹这么动手，他们当然会引反弹。
他们没有实力跟范仲淹正面对抗，却会用种种的方法，延缓新法的颁布。
任何的制度，都是要人来执行的，再好的制度，面对着执行人的问题，也会有巨大的问题，这些权贵们所用的，就是这一招。
不说违反你的命令，只是阴奉阳违，或者是拒不执行，新法很难向下推行，有时候，甚至连汴梁城都出不了。
一个文官，还是有抱负的文官，怎么可能跟他们这些权贵结合起来对抗，可是范仲淹面对着对手的势力，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后退，他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想尽千方百计，准备强行推行新法实行，最终犯了忌讳，插手科举。
这是大忌，哪怕北宋，士大夫于官家共治天下，却有些东西，是无法动的，科举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点，当范仲淹插手科举，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哪怕他的目的，规矩就是规矩。
仁宗的掌控能力，可比神宗强大太多，王安石的变法，也是插手科举，最终造成的是北宋最后一丝元气，彻底的消失，党争开始出现，并且葬送了北宋的命运，可是仁宗，现不对，立刻改变，哪怕面对的是范仲淹。
仁宗很清楚，范仲淹没有一个心思，可是他不敢赌，更不敢让这个规矩彻底的废掉，在两者差别之下，选择了稳定朝政。
这也成为变法派转折点，他们的一切力量，都来源于仁宗的支持，仁宗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施政，当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枢密副使，甚至是即将被罢黜的枢密副使，轰轰烈烈的庆历变法，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